2021年是一个特别值得怀念的年份。到这一年的9月，我在西南政法大学的校园里，就已经读书10年，又工作10年了。

　　　　10年前，我从法学院博士毕业留校，进入新闻传播学院工作，除了上课，还兼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生辅导员。那时候，学生们喜欢喊我“斐哥”，或者直接叫我“师兄”。这些年，或许是我头发白得特别快的缘由，学生们就只能称我“老师”了。从“师兄”到“老师”，一梦忽醒，原来我已经工作10年了，时间真的好快！

　　　　当初选择新闻传播学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的本科、硕士阶段都是在这个学院度过的，这里有许多我特别尊敬的老师，赵中颉、李珮、张诗蒂、贺建平、罗小萍、程德安、傅宁、罗源、戴靳……这些老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有着那种很纯粹的老一辈学人气质，所以，很久之前我的心底就萌生出一个种子：“能不能有一天，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走上讲台？”

　　　　初上讲台的我，干劲特别足，好像也不知道疲惫，一下子接了《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新闻评论》《新媒体实务》《中国新闻传播史》好几门课程。那时候，家离学校特别远，自己又不会开车，如果遇到早上8点半的课程，基本上6点就要起床，换乘3趟车才能辗转到学校。后来开了车上班，要躲避山城重庆的早晚高峰，还要横跨嘉陵江大桥或者长江大桥，差不多还是得早出晚归，同学们因此调侃出一句歇后语：“蔡老师上班——跋山又涉水”。

　　　　对于“青椒”来说，要立足讲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怎么办？我就常常跑到小区的天台上练发音，练课堂氛围调动，练每节课的“起”“承”“转”“合”，另外就是认真备课，把最新的新闻案例揉到课程里面来，所以基本上每天都在备课，PPT页数越做越多，上课越来越得心应手，和学生们相处也越来越融洽，好几次被“逼”着请全班同学吃雪糕。2014年，我获得重庆市普通本科院校青年教师教学技能竞赛一等奖，同年获得西南政法大学优秀教师的称号，我对上课的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科研是高校老师的一项基本要求。我的学术兴趣是新闻史、新媒体及媒体法研究。2016年，我申报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1937—1945）》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随后，准备多年的《重庆近代新闻传播史稿（1897—1949）》《重庆近代报业图史初编（1897—1949）》《重庆近代报纸提要（1897—1949）》《戈公振新闻思想研究》《报刊、城市与现代性——以晚清重庆报业为中心观察》等专著也先后出版。新闻史研究，是一项需要忍得住寂寞，却又让人心潮澎湃的事业。特别是阅读那些泛黄的旧报刊时，仿佛经历着一场和写作者的跨时空对话。目前，我正带领团队从事《新华日报》的相关研究，第一本图文并茂的著作《新华日报与统一战线》业已出版。

　　　　教《新闻评论》，于是，写新闻评论也就成为我的日常工作之一，我先后在人民网、新华网、侠客岛公众号、新京报等媒体发表200多篇评论。去年疫情期间，我在人民网发出呼吁，发表了一篇《请授予殉职医护人员烈士称号》的评论，引发了许多网民的情感共鸣，这也让我觉得高校老师的责任不止在“象牙塔”内，教师的贡献也不止在课堂上，而是可以准确解读热点新闻，向全社会传播依法治国精神。

　　　　2020年，我获得全国首批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称号，并入选教育部第三批“高校网络教育名师培育支持计划”。这一年，我也把家搬到了学校附近，和学生们交流的时间也更加多了起来。我们一起吃火锅、做课题、去调研、看展览、改论文、开读书会……大家相处得很愉快。尽管有时候也吐槽博士生写作不努力，硕士生阅读不认真，但总体上感觉还是自己过分严格了——我特别希望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

　　　　2021年，我欣然接受了一项新任务，就是担任学院2021级1班本科新生的班主任。看到他们，似乎就看见了自己20年前入校时的样子，也似乎回到10年前担任研究生辅导员的时候。说实话，这些年评上了教授，也当上了博导，但是我特别珍惜班主任这个“职务”。以前做学生的时候，觉得自己表现优秀就足够了。10年来从教的经历告诉我，带着大家一起优秀那才是真的优秀。就好比班主任这个角色，它不是直接讲授知识，却直接和学生“面对面”“键对键”，需要及时释疑解惑，通过自己的阅历告诉学生，在学业和人生中，哪些是要做的，哪些是要做好的，还有哪些是不能做的，所以，我的西政10年，又迎来了一个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