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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在渝高校近日公布了一批最新抗战研究成果。这批成果丰富了重庆学术界抗战研究的领域，包括报刊、音乐、影像等，内容涉及政治思想、文化艺术、国际交流等，领衔和参与研究的人以中青年学者为主。一行行文字、一张张图片、一段段视频，展现了学者们历史责任的担当和严谨治学的精神，彰显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战精神，告诫我们“勿忘历史、珍视和平”。

经由《新华日报》的推介，街头秧歌剧《兄妹开荒》也在重庆“火”了

“号外!号外!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1945年8月10日晚上10点过，一群衣衫褴褛的报童，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的《新华日报》号外，向备受战争摧残的山城市民报告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当天，距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还有5天。

“重庆《新华日报》号外最早报道日本投降的报纸。”9月2日，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蔡斐告诉记者，他们用了整整4个月时间，查阅了抗战期间《新华日报》与统一战线相关的文献，最终将其中的近700篇(幅)文图资料集结出版，取名为《新华日报与统一战线》。

据了解，这本书于今年初出版，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维护国共合作的抗战大局，争取和团结中间党派等8个方面对《新华日报》统一战线工作进行了全面梳理。

书中记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例如，1938年10月7日至9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连载三天的长篇社论，题为《论目前抗战形势》，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等问题的观点，指出只有坚持长期抗战，才能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这篇社论一是纠正了王明右倾主义的错误影响，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抗战战略主张。二是‘书报’合一，通过报纸的社论来推荐新华日报馆印行的《论持久战》单行本。这是《新华日报》营销手段的创新。”蔡斐说。

▲1943年7月5日，《新华日报》在“新华副刊”刊载街头秧歌剧《兄妹开荒》。受访者供图

1943年7月5日，《新华日报》在“新华副刊”刊载街头秧歌剧《兄妹开荒》。《兄妹开荒》由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王大化、李波创作，内容依据当时陕甘宁边区开荒劳动模范马丕恩父女的事迹编写。

蔡斐介绍，当年《兄妹开荒》首演后，轰动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经由《新华日报》的推介，《兄妹开荒》也在重庆“火”了。

▲1943年7月5日，《新华日报》在“新华副刊”刊载街头秧歌剧《兄妹开荒》。受访者供图

在1945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创刊七周年晚上，中共南方局专门组织演出了《兄妹开荒》等秧歌剧，并邀请重庆文艺界知名人士金山、白杨、张瑞芳、路曦，以及育才学校师生前来观看。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重要文化阵地，在文化界，《新华日报》发挥了重要的统战作用。” 蔡斐称。

英国“不死将军”对“重庆人民正在做的艰苦卓绝的工作”以及“他们工作时的快乐”印象深刻

“重庆人的坚韧和乐观的性格早就被外国人发现了。”今年7月，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婧雨用3年时间完成了《国际视野中的战时首都重庆》这一学术课题，在研究过程中，她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人和事。

其中，“不死将军”令她印象尤为深刻。

1943年11月，英国首相丘吉尔派遣阿德里安·卡顿·德·魏亚特将军作为其私人代表常驻重庆。

魏亚特在过去的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一只手，人称“不死将军”。当年，他住在重庆嘉陵江边的化龙桥，在他眼中，重庆是座“梯步之城”，“风景如画”，尽管在多年的日本轰炸之下，重庆“已没有几栋完好的房屋”。

魏亚特乐于在重庆走街串巷，他说自己尤其喜欢“晚上出去吃饭时走在摆满了小摊的街上，小摊上点着小火把，小火把给他们的商品注入了白天所没有的神秘魅力”。

重庆人的两点特质令魏亚特印象深刻：“其一，重庆人民正在做的艰苦卓绝的工作;其二是他们工作时的快乐”。

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他们(重庆人)的笑脸与抑郁的印度人相比有着巨大反差，虽然在这么多年的战争、轰炸与饥饿(的威胁之下)，他们其实没什么值得开心的”。

刘婧雨说，起初，中国人的笑脸让魏亚特感到“尴尬”，以为是“不礼貌的嘲笑”，但很快发现“这就是他们对人和对生活的普通反应”，是一种“生活哲学”。

璧山被列为四大盟国的“故乡”之一，美国专题报道“故乡 中国”广为传播

在《国际视野中的战时首都重庆》课题研究中，刘婧雨发现了一则非常有意义的新闻报道——1944年5月2日，美国畅销杂志《展望》以一则7页的篇幅，15幅照片组成的“故乡 中国”专题报道，聚焦中国战时首都重庆迁建区璧山县，文图并茂地展现了这座抗战大后方县城的社会风貌。

▲1944年璧山县热闹的集市。图片来源：1944年5月2日美国《展望》杂志

事实上，这则报道是中、美、英、苏四大盟国“故乡”系列报道的其中一期。这组系列报道试图通过呈现这四国抗战后方的“故乡”的战时发展，以及人民的战时生活状况与对战后未来的展望，唤起读者对其他盟国及其人民的关注和理解。“故乡 中国”是系列报道的第二期，也是该期《展望》杂志的封面故事。

▲璧山县喧闹赶场。图片来源：1944年5月2日美国《展望》杂志

随后，刘婧雨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了为此次报道所拍摄的其他未刊照片。这些照片由美国记者拍摄，大部分照片之前从未公开。照片中有璧山的警察局长、大学校长、老师、女法官、青年学生、纺织女工、人力车夫、赶集的摊贩……在摄影师的镜头中，这些人物身份不同，但都呈现出质朴、世俗、坚忍与乐观，美国记者写道：“这是中国璧山喧闹的赶场天，望着镜头的一张张面孔是三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组成”，意在提醒读者，镜头中的璧山与璧山人，正是战时中国与中国人的直观反映。

▲璧山实验法院庭审现场。图片来源：1944年5月2日美国《展望》杂志

“这些照片还记录了当时璧山的一系列新事物。”刘婧雨介绍，例如公交车、女法官、民众教育、医疗保健等。美国记者曾感叹:“现在公共汽车间歇奔跑于两座城市之间, 重庆的报纸每天都送到璧山，能阅读报纸的人数在不断增长。”

在这批照片中有一张照片，记录了战时中国唯一一所成人教育高等学府——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男女学员们在篮球场上同场竞技的场景，照片中女同学在体育上丝毫不输男同学的风采，令拍摄者感叹“今日年轻的中国知道路在何方”。

用创新的方式表达，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进行再现

“我是一支蜡烛，我是一首悲歌，我是一只白鸽……”1942年1月31日，重庆国泰大戏院座无虚席，中国实验歌剧团排演的大歌剧《秋子》首次公演，立即引起轰动，并被誉为中国歌剧“肇始之作”。

“今年是该剧首演80周年，我们正在筹划重演这部歌剧。”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张礼慧教授说。

她告诉记者，“这并不是我们‘头脑发热’之举，这背后有我们最新研究成果——《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的支撑。”

2013年，张礼慧带领团队承担了“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项目，成立“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所”，开始了相关研究。

“起初，我们认为抗战大后方音乐主要就是歌曲，所以把研究方向确定为抗战大后方歌曲研究。”该课题组主要负责人、重师音乐学院教授吴伟说，后来，随着对资料收集和整理的逐步深入，团队逐渐认识到抗战大后方的音乐不只是歌曲，还有交响乐、歌剧等，其中，很多重要的歌剧都在重庆诞生。

例如，中国第一部大歌剧《秋子》就是在重庆诞生和首演的。1940年，中国实验歌剧团在重庆组建，排演了中国第一部大歌剧《秋子》，由此拉开了大歌剧艺术在中国发展的序幕。随后，他们还演出了《苏武》《四季》《狮国之歌》《牛郎织女》等不同类型的歌剧。所以在近代历史上，重庆与延安、上海一起，成为早期中国歌剧音乐得到良好发展的地区，被人们称赞为中国音乐的“歌剧苗圃”。此外，人们还把重庆称为“中国交响音乐的摇篮”。张礼慧介绍，抗战时期，完全由中国人组成的符合双管编制规范的“中华交响乐团”在重庆诞生，国内最早的具有专业水平的民族乐队在重庆诞生，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国立实验剧院管弦乐团、励志社交响乐团也在重庆相继建立。纯音乐艺术在重庆的发展影响全国。

目前，《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一书已经出版，共33万字，分为7个部分，从多个层面基本勾勒出抗战时期大后方音乐文化的基本面貌。

“接下来，我们将把最新的研究成果运用创新的方式表达，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进行再现，让抗战精神代代相传。”张礼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