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办理完调动手续，笔者正式离开新华社记者岗位，回到大学讲台。从华中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到新华社重庆分社，再从新华社重庆分社到西南政法大学（以下简称“西政”），职业生涯似乎走了个轮回，但不同的是，这次站上的是新闻学的讲台。从新闻实务到新闻教育，无论是从当时还是现在来看，都是一次理所当然的延伸和交集。

转眼就是20年，新闻界气象万千，新闻教育领域也风生水起。翻过年，西政新闻传播学院新闻教育办学也进入第30个年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记得入职申请正式被接受前进行试讲，分析当年历时两个多月参与完成的三峡大坝蓄水成库系列报道。一位老师问：“你讲的这些能否提炼出什么理论？”现在已经不记得当时怎么回答的了，但肯定是没有说出什么理论来，只是表达还算过得去，试讲过关。

十多年后，主持一场实务讲座，主讲人是《中国青年报》著名的“三色”报道作者之一，资深新闻工作者和主流媒体管理者。到了提问环节，一个学生站起来：“请问如何用‘把关人’理论来分析您今天讲的内容呢？”主讲人坦率地说：“你说的把关人理论我不懂，能否解释一下？”

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问题到今天仍然与新闻学教育和研究纠缠不清。新闻学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学问？新闻教育到底应该怎么做？这是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

学员毛泽东

时间回到100多年前的1918年。这年的10月，北京大学成立新闻研究会，蔡元培拟定简章，校内外人员均可缴费入会，每周三聚会研究。研究会的导师之一是著名报人邵飘萍，讲授《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强调“新闻是社会的耳目”，讲究“确实”。当时正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毛泽东申请加入研究会，成为其中的一名学员，并因学习期满于次年获“听讲半年之证书”。

毛泽东早期的报刊活动和新闻实践显然受到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影响，特别是他在家乡湘潭和省城长沙读书期间接触到的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同盟会会员主办的《民立报》等资产阶级改良派书刊报纸的影响。他在1914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报是人人要看的东西，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好办法”这样的观点，并成为就读的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眼中的“时事通”。

毛泽东在北京短暂的学习和工作之后因母亲病重返回湖南，受新闻研究会系统学习和《新青年》等进步报刊的影响，创办《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他在《创刊宣言》中疾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湘江评论》的创刊是湖南青年学子对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的一个呼应，刊物辟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湘江杂评”、“世界杂评”等栏目，使用白话文。青年毛泽东不仅为刊物写稿，还自己编辑、排版、校对。在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中，他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显然，时年25岁的毛泽东已经立足长沙，放眼世界；从过去对精神方面宇宙本原的探讨，转向现实问题的研究，关注的焦点也转向整个社会的改造。

从利用书报宣传唤起民众觉悟，到20多年后在延安带领全党开展整风运动，通过对《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党报的改版与变革，毛泽东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新闻宣传实践，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形成了以新闻宣传工作推动党的建设和革命工作的宝贵经验。

一条短消息

1978年11月14日，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在北京宣武饭店结束。按照常规，参加会议的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周鸿书和分社两名记者在会议结束当天，根据会议记录撰写了一条2400字的消息送到总社国内部政治编辑室，并建议突出其中“为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行动平反”这部分内容。

稿件当晚送到副社长穆青处，穆青表示支持，又报给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新华社社长曾涛，曾表示赞成。但因此部分内容事关重大，必须慎重，当天稿件没有发出。

次日一早，总社通知周鸿书立即到国内部改稿。当时确定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抽出有关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悼念活动平反的内容单写一条消息，另一个方案是基本采用原有2400多字的稿件，但把有关天安门的这段内容提到导语中，变成双导语，以天安门清明节活动平反为主导语，会议新闻为副导语。此时，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的会议消息已经在《北京日报》头版头条见报，全文7000多字。

几经斟酌，国内部编辑最终决定采用第一个方案，重写了一条只有239个字的消息。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会上发放的文件里没有“”这五个字。经反复推敲，穆青最后拍板，同意把这条短消息的题目定为《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完全是革命行动》。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原副所长、高级编辑朱幼棣、研究所主任编辑蔚建民撰文说，报道“字数减少了，但分量更重，主题更鲜明。”

消息发出，石破天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首都和全国各地主要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或头版报眼的显著版面刊用，“不啻为又一颗‘原子弹’，许多人捧读报纸，喜极而泣。”“对于刚刚走出十年‘文革’阴霾的中国，这篇报道宣示：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开始了。”

汶川的报道

另一个关于突发报道的故事。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财经》杂志的主编胡舒立正在北京主持一个会议。参会人员都感受到了明显的震动，议论纷纷。

各方的消息不断传来，震中在四川，地震可能带来的伤亡人数预估数字不断上升。胡舒立当即决定，会议中止。不到一小时，第一位出发的《财经》记者已经在前往四川的飞机上，随后还有九名记者。根据经验，灾区通讯有可能中断，胡舒立还租借了一部海事卫星电话让赶往震区的记者带上。

当天，刚刚从香港读研回来应聘《财经》杂志记者岗位的李微敖（现为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正准备从成都飞到北京报到，时任《财经》杂志副主编的张进打来电话说：“你不用来了，就地干活。”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数千名记者在地震发生后以最快的速度和方式赶往震区。中国媒体在汶川地震中的表现让人耳目一新，无论是报道的时效、规模，还是报道细节和策划，都让人相信他们在媒体聚焦的重大新闻事件中具备全球竞争力。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说：“中国媒体在地震报道中所显示的空前自由度，也让世界刮目相看，甚至可以说是‘地震般的巨变’”。

汶川地震报道中国内媒体打破常规、深入现场、联动直播、报道充满人文关怀，可圈可点。有新闻学研究者评价，中国媒体以“赢得公众信赖的职业品质与能力”使公信力得到了一次质的飞跃，也使中国政府践行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赢得世界的尊重。

保卫新闻学

时间一晃又是近10年。2017年11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新闻学组主办的第十届中国新闻学年会在西南政法大学举办。

新闻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郑保卫在年会上致辞说：“近十年来，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在不断提升和巩固，影响力在不断扩大和上升。从当年被讥讽为‘无学’，到后来被承认‘有学’，再到今天被称之为‘显学’，中国新闻学可以说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前进。”

一个值得新闻学学习者、研究者和爱好者们自豪的事情是，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把新闻学同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十个学科，看作是需要“加快完善”的，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十一个重要学科之一。

郑保卫教授说：“‘保卫、创新、发展中国新闻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保卫新闻学’依然任重道远。”这位已经年逾七旬的老教授话语铿锵，掷地有声。

会场内，新闻学学科发展直面危机与挑战；会场外，新闻实务界正应对一个新媒体技术快速迭代而构建起的全然不同的传播生态。

传统媒体在衰退。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全国报纸出版种类为1810种，与2015年相比减少了96种，而2021年至2023年，又有约20余家报纸关闭。广电的日子也同样难熬，甚至过犹不及。

报网互动、两微一端、中央厨房、全媒体平台……，新闻业界热词层出不穷，融合转型成了传统媒体应对危机发展变革的不二法门。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

2023年7月，国内融合转型颇有成就的上海澎湃新闻在2023外滩新媒体年会上组织了一场新闻业界和学界的对话，探讨媒体融合转型的十年之变。

会上，澎湃新闻副总编辑夏正玉问道：“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跟在互联网出生的这一代人讲新闻学和新闻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讲好中国故事

上海和重庆是中国两座颇有趣味的城市：一个面向太平洋，海派，一个地处西南内陆，渝味；一个位于长江出海口，一个卡住川江咽喉；一个饮食习惯偏甜，一个喜食麻辣……抗战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线建设，大量企业和人员西迁，又把两座城市紧密联系起来，上海人和重庆人常常相互吟诵“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惺惺相惜。

上海的龙头地位不用多说，坊间有“传媒第一城”的说法，新闻教育方面又有响当当的复旦新闻学派。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张涛甫在评价上海报业集团时，直指其为“中国主流媒体融合转型的先觉先行者”。

虽然在经济总量上还有差距，但重庆亦非等闲之城。在毛泽东赴京组织动员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之后的1920年8月，年仅16岁的邓小平完成了在重庆的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的学业，从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处的朝天门码头登船到上海，再从上海出发，远渡重洋留法勤工俭学，从此踏上寻求科学和真理的革命之路。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段经历，也形成了这位后来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中共领导人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

事实上，自1892年开埠以降，重庆就加速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引领西部风气之先。1897年，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宋育仁在重庆创办四川新闻史上第一家近代报刊《渝报》，特意声明“非挂洋牌之报馆”，开近代史上开埠较早的沿海沿江地区国人自办报刊先河。

130多年后的今天，作为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重庆正以新的姿态加快建设出海出境大通道，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努力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2019年8月国家出台《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以来，重庆在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格局中战略地位凸显。据公开数据，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线路已通达我国18个省（区、市），联通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2023年，共运输货物18万标箱，同比增长21%，货值280亿元，同比增长16%。特别是与中欧班列、长江黄金水道联运量增长62%，较年度目标分别提高6%、47%。这条经中国西部内陆腹地通达东盟、走向全球的大通道展现出无穷魅力。

讲好中国故事，服务外宣大局，传播中国声音，已经成为当今新闻界和新闻教育界的重要使命。2023年8月16日，西部国际传播中心在重庆揭牌成立，树立起“连陆海，通世界”的宏大目标。

新闻教育界也积极行动。2022年9月，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本硕两个层面开设国际传播实验班试点班 ，首批57名学员开始启用全新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方案。

这个在我国法科大学里开设第一个、也是重庆市第一个新闻学专业的新闻学院，筚路蓝缕，经过24年的厚积薄发，于2018年获得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实现了全国法科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博士点零的突破，也实现了重庆市新闻传播学科博士点零的突破，继四川大学之后成为西部第二个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至此，一个在成都，一个在重庆，交相呼应，构筑起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新闻教育高地。

新闻学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学问？新闻教育到底应该怎么做？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新闻业的实践已经给出了答案，这个答案，当然有时代鲜明的印记及其特有的要求。但无论社会怎样发展世界怎么变化，中国新闻教育都要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定盘星’，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