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歌乐年华，钟灵毓秀。70余载栉风沐雨，一代代西政之师，处江湖之远，得学问之先，穷学术之浩瀚，育时代之英才。一代代西政之师立德修身、潜心治学，为“国之大者”挺膺担当，奠定了西政在中国法学教育科研领域的根基；一代代西政之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中国培养法治专门人才30余万人，书写了中国法学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汇聚成一部与法治中国同向同行的西政史，可称之为“西政大先生”。

2024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有”好老师10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致信教师代表提出“教育家精神”1周年，我们以“西政大先生”为主题，特别策划系列人物故事，向那些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西政大先生”们致敬！

本期让我们走进中国公法研究的先驱、中国行政法学科的奠基人赵崇汉先生，感悟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教育风范。

赵崇汉教授（图片来源：校新闻中心）

赵崇汉教授（1910-1982），河南省淮阳县人。1933年从北平中法大学社会科学系毕业后，公费留学法国，先后在里昂大学、巴黎大学学习，主攻行政法，获得经济法、公法两个证书，并获得里昂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45年回国后任云南大学法律系教授，云南解放后任云南大学法律系教授兼系主任。1953年到西南政法大学（原西南政法学院）担任教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苏联行政法，回校后担任国家与法教研室主任。1958年之后又先后任语文教研室、外语教研室主任。赵崇汉教授长期从事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西南政法学院先后开设了“资本主义行政法”和“苏联行政法”等多门课程，是西南政法大学开设行政法课程的第一位教授，董鑫教授、黎国智教授和王连昌教授都曾是他的学生或助教。1973年因车祸致严重脑外伤，经长期医治无效于1982年逝世。

赵崇汉教授在法国留学期间，积极组织里昂华侨救国会，并任委员和主任。回国后积极参加民主运动，1946年和闻一多、费孝通等共同发表了著名的《昆明二十教授致马歇尔将军书》。闻一多、李公朴遇害后，他积极参加大出殡游行和地下党组织的大学教师罢课运动。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云南区分部委员，来重庆后任民盟沙磁分部候补委员，政法学院小组组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起任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委员，四川省政协委员。

生平：一蓑烟雨，壮志未酬

赵崇汉1910年出生在河南一个县丞（候补知县）的家里，排行老四，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私塾教育中所学的《陈情表》《陋室铭》《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几篇古文成为他日后孝顺、清高的基础。在淮阳四中学习阶段，一位叫“王神仙”的中文教员传播的反对旧礼教和博爱的思想以及英文教员李之龙（中山舰舰长、中共党员）用浅显的语言介绍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勤奋学习以优异的成绩中学毕业。他在获得了淮阳县的部分津贴后，于1926年考入北平中法大学预科，之后进入该校孔德学院，并于1933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社会科学系，同时取得公费留法资格。

赵崇汉被公派到法国里昂大学留学（图片来源：校新闻中心）

1933年赵崇汉被公派到法国里昂大学留学，先后于1936年和1937年取得该校法学院经济学高级证书和公法高级证书，1942年完成并出版了博士论文《法国行政法中公务员的定义及法律地位》，取得了博士学位。但由于二战阻隔，他无法按期回国。1943-1945年在巴黎大学法科博士班继续研究行政法。因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减缩留学生经费，生活所迫，他于1942-1943年在里昂一家表带作坊当工人。1945年抗战胜利，赵崇汉即回国任云南大学法律系教授，讲授行政法和宪法等课程，发表了《越权之诉》等论著，并于1946年与13年前在抗日慰劳会结识的潘家凤女士结婚。

1949年昆明解放后，赵崇汉继续在云南大学法律系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同时还兼任了许多团体（如教授会、五联会、工会、拥护世界和平会）的工作。

赵崇汉、潘家凤夫妇（图片来源：校新闻中心）

在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中，赵崇汉被调到重庆西南政法学院任教授，为学生开设资本主义行政法、苏联行政法等课程。1958年起，他先后被调任担任语文教研室主任、外语教研室兼汉语教研室主任等职。他从1959年起兼任中国法学会理事和四川省政协委员。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赵崇汉作为旧知识分子被批判。1972年遭遇车祸，经大力抢救后成为植物人，在病榻上度过10年后，于1982年12月19日去世。

回溯赵崇汉前半生的艰难求学之旅，恰逢新旧社会交替的动荡，他的知识和才华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但这不幸抹不去他崇高的人格和他为我国法制建设的贡献。他在各个时期热爱祖国、不畏强权、追求正义的行为感染和激励了许多人。

学术：负笈欧陆，奠基西南

赵崇汉在行政法学、宪法学以及法学教育领域作出了显著的学术贡献。这些贡献尤其在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科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他是云南大学行政法学科，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科、国家与法学科的奠基人。

赵崇汉先生所著的《法国行政法中公务员的定义及法律地位》汉译本（图片来源：校新闻中心）

西南政法大学付子堂教授在为《法国行政法中公务员的定义及法律地位》的汉译本作序时提到：“法国公法研究传统深厚，赵崇汉先生负笈欧陆，走入了公法研究的大本营。我们知道狄骥是法国著名公法学家，赵崇汉先生在本书中与狄骥多有对话，对狄骥观点多有辨析，显示出一位中国青年学者的底气和学术创新精神。提出公务员的法律地位只能由法律来创设，同时也讨论了公务员法律地位的例外情形。这些研究立足于法国，但其启发意义不限于法国；这些观点形成于近80年前，在当时具有独创性，在今天也极具参考性。赵崇汉先生的研究对当下中国行政法学界对公务员的研究以及如何认识公务员及其法律地位、如何建构中国公务员制度体系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云南大学校长给赵崇汉的聘书（图片来源：校新闻中心）

在王学辉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和王留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共同撰写的《时代缩影与历史传承：行政法治的一个备忘录——西政行政法学科60余年》一文中，详细记录了赵崇汉的学术贡献和他对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科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赵崇汉在中国最早提出参照法国建立行政诉讼制度，他尤为注重监督行政制度的研究，重视监督行政对于保障人民权利的价值，最早提出了通过行政诉讼来监督行政、保护人民的主张，认为越权之诉是监督行政、保护人民最有成效的诉讼，并专门撰文介绍了法国的越权之诉。

赵崇汉先生发表在校刊上的文章（1954年7月9日）

赵崇汉认为宪法学的研究在于探讨宪法的基石——人民主权原则。他提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我国宪法（1954年宪法草案）最为重要的原则，并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石论证了为什么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赵崇汉提出了新中国宪法的价值在于保障人民权利和实现人民利益的思想，认为人民的利益是国家一切措施的根据，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国家都要保护，并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各自的职权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有比较详细的探讨。

赵崇汉深耕法学教育，提出过提高教学质量的思想和具体措施。他多次撰文认为提高教学质量是高等院校实现培养优秀人才目标的主要路径，并具体提出了六点建议。其中保障教师充分的时间、教师应当加强理论学习、重视社会调查、加强合作、努力研究教学法、合理安排课程等思想对于当下高校的教学改革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还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政法教育事业的特殊性，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在政法教育方面的区别，并提出了在以苏联法为蓝本的政法教育中还应当注意与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问题。

赵崇汉在云南大学（图片来源：校新闻中心）

1953年院系调整后，赵崇汉教授调入西南政法学院担任国家与法教研室主任，随即开启了行政法教学，创建了西政的行政法学科。

赵崇汉对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科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开设了行政法课程。1953年，西南政法大学开设了“资本主义行政法”和“苏联行政法”，主讲教师即赵崇汉教授。第二，编写了行政法讲义。应教学之需要，赵崇汉自己编写了《资本主义行政法》和《苏联行政法》两本讲义。第三，培养了一批老师和学生。在赵崇汉教授担任国家与法教研室主任期间，一些老师和学生受其影响，开始接触并投入到了行政法的研究和学习之中，我国当代著名行政法学家王连昌也是赵崇汉先生的学生。

虽然1958年国家取消了行政法学科，但以上这些方面为1978年之后西政行政法学科的恢复奠定了基础。1953-1957年，西政在行政法教学上的这些探索虽然并没有形成很大的规模和影响，但是这些探索可以说不仅是西政行政法学科的晨光初现，也是中国行政法学的晨光初现，给中国行政法学的发展带来了希望。

为人：为国为民  不计得失

“父亲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在个人利益问题上的软弱，和在大是大非、民族大义方面的大义凛然、勇敢而坚强。”西南政法大学外语学院赵亮教授在《回忆父亲》中谈到。

赵崇汉作为一个老知识分子，在革命老干部云集的西南政法学院总觉得自己思想觉悟不高，水平不高，低调谨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在大是大非面前却表现出一个老知识分子的纯粹、坚毅和风骨。

赵崇汉给潘家凤的第一封情书（图片来源：校新闻中心）

赵崇汉在中法大学读书期间发生了日本侵华的“九一八”事变和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喜峰口”之战。他积极地参加慰问抗日将士的“慰劳会”活动，并在那里结识了忘我工作的潘家凤，这奠定了他们十余年后恋爱婚姻的基础。

赵崇汉给潘家凤的第一封情书（图片来源：校新闻中心）

他在1945年给潘家凤的求爱信中这样写道：“我对你的钦慕始于‘慰劳会’时期。……我信任你，是因为你淡泊，你不自私，你不妥协，你不因环境与年龄而腐化和颓废。在我认识的朋友中，这样的人渺若星辰。我爱你因为你不矜持，不矫揉造作，对事正义感强，对人诚实爽快，和你在一起便感到爽朗与畅快……我坚信我们对黑暗的斗争必因此更奋发，对光明的信念必因此更坚强。我们下半页的人生必因此而变得健全幸福！”

赵崇汉给潘家凤的第一封情书（图片来源：校新闻中心）

在留法期间他加入了里昂中法大学学生会、里昂中国学生会、里昂华侨救国会，担任三会之委员及里昂华侨救国会负责人。他积极参加和组织了下述抗日救亡活动：①印发宣传册；②请吴玉章等知名人士做抗日演讲；③组织“七七事变”及国庆纪念会；④通过《救国时报》发表的消息和照片，向华侨、向法国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⑤向华侨募集捐款，托人带回国内支援抗战。

赵亮记得赵崇汉讲过一个小故事，一次募捐后发现账目和实际收到的捐款数不对，少了一笔钱，几经核对也找不出问题，赵崇汉毅然决定由自己来赔这笔钱。当时在法的公派生生活非常困难，不知要经过多长时间的节衣节食才可能补上这笔钱！好在不久后有一位华侨来救国会说明，他当时受群情激奋的影响报了捐款的数字，但身边未带有现款，此次专门来补交捐款。通过这件事，赵崇汉更加受到大家的尊重。

1945年赵崇汉来到云南大学不久，即发生了当局镇压反内战、反民主运动的“一二·一”惨案。面对“白色恐怖”，他勇敢地参加了纪念“一二·一”惨案四烈士的大出殡游行，并与费孝通、闻一多、吴晗等人共同发表了《昆明二十教授致马歇尔将军书》，呼吁和平、反对内战。1946年在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之后，他继续用各种方法庇护被压迫学生，帮助民主同事。

昆明二十教授致马歇尔将军书（图片来源：校新闻中心）

在家中，赵崇汉精心培育儿子，关心其成长。赵亮教授在《回忆父亲》中详细说道：“父亲也一直在指引我成长的方向。我还小的时候，父亲会给我讲一些故事。我记忆深刻的是一个瓷器的故事，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一个人牵着一匹马在大街上走着，马背上驮着两大袋瓷器，突然哗啦一声，原来是绳子松了，瓷器都摔到了地上。许多人立刻围上来等着看热闹，那人却头也不回，牵着马继续朝前走，人们问他为什么不回头，他说瓷器已然摔碎了，回头和烦恼又有何意义？不如趁早赶路，下次细心一些就行了。故事虽短，却教会我一种朝前看的人生态度。”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所有学校都停课。赵崇汉鼓励和支持刚刚小学毕业的赵亮到学院农场无偿参加劳动。赵崇汉说赵亮从小没有吃过苦，应该体会劳动的艰辛。“农场的工人们教我挖土、挑粪，到几里之外的磁器口挑牛饲料（玉米），还要到牛奶场去赶牛。多年后我才体会到父亲这样做的良苦用心，一年多的农场劳动为我后来的人生奠定了基础。”赵亮回忆道。

赵崇汉给了儿子赵亮一篇伞与帆的短文。要他学习伞的精神，能收能放，不要像帆，有风时趾高气扬，无风时垂头丧气。他则以“伞与帆”为题写了一篇短文，刊登在班级的墙报上。

1972年，赵亮初中毕业，赵崇汉夫妇支持赵亮申请支边，并积极为他置办所需的衣物。虽因未获批准没能成行，但在上山下乡运动时，赵亮作为独子下乡来到艰苦的巫山插队落户。下乡前赵崇汉与赵亮做了一次长谈，在笔记本上为儿子抄了许多名言警句。给他印象最深的是鲁迅的一段话：“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如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地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它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赵崇汉引用的这段话也是他对自己的一个评价和激励。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的内心是自卑的，但还在同时激励自己：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段话给赵亮的影响是深远的。“一方面它随时提醒自己的微不足道，低调做人；另一方面它又告诫自己位卑未敢忘忧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尽全力去做好自己，将问心无愧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赵亮说道。

赵亮（图片来源：校新闻中心）

赵亮，男，生于1954年，共产党员，曾经当过知青、工人，1981年大学毕业分配到西南政法大学外语学院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担任过教研室主任、外语学院院长（2006年-2009年），2004-2005年在美国伊利偌伊大学香槟分校作访问学者，2019年退休。曾任中国法律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语言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重庆市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

（记者   袁雪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