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政网讯  （记者 范云娜）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之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新中国成立后，分别于1962年、1963年、1978年和2015年四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明确城市发展方向，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市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2025年7月14日至15日，中央再度召开城市工作会议，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更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的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为积极融入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改革进程，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西南政法大学开设专题学习笔谈，力图从理论与实践互动的维度，围绕城市治理核心议题展开集中探讨和深入研究，以期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贡献智慧和力量。

主持人类延村，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重庆城市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主持人语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刻把握新形势下我国城市发展规律，坚持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近日，中央召开城市工作会议明确了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力求推动城市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城市工作重心和城市工作方法的转变，以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为牵引部署了7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这无疑为新时代做好城市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南。如何推动城市发展向质量优先和内涵提升转型，成为学界亟待研究和服务实践的重要命题。

一年多以来，依托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建设的西南政法大学城市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重庆城市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先后入选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庆市新型重点智库和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等省部级平台，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依托有组织科研和学院主体研究力量，推出了一系列高质量研究成果，形成了一支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发展需求、聚焦城市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前沿的研究团队。本期学习笔谈，我们邀请了学院五位老师，围绕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开展集中研讨，以期引发更多学术共鸣和理论思考。

宜居城市建设需要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路径

张国军，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近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牢牢兜住民生底线”。截至2024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7%，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转向稳定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城市发展战略的核心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而“宜居”始终是人民城市建设的根本目标。在新时期建设宜居城市，须结合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点，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路径，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求。

城镇化稳定发展期的服务需求差异化。快速城镇化加速社会流动，新经济形态的发展加剧社会结构变化，持续分化和重塑使社会异质性增强，城市中的新兴领域及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发展尤其迅速。市民的观念和需求由此渐趋多元化，对公共服务提出了差异化、精细化和敏捷化的新要求。一方面，市民生活水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普遍提高，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从“有无”转向“优劣”，从单一化转向个性化。另一方面，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均衡依然存在，城市社会结构复刻了城乡二元体制，社会分层明显，城市内部的中心城区与郊区、新城与老城之间也存在区别，不同群体具有不同层次的需求，公共服务水平也存在差距。差异化的需求格局要求公共服务供给路径必须从粗放式、标准化向精细化、差异化转变。

基于服务类型划分的供给路径匹配。针对服务需求的分层分类特征，供给路径优化需以服务类型为依据，明确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责任边界，完善其互补机制。其一，基本公共服务是保障民生底线的核心内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与社会保障等事务必须坚持政府兜底原则。政府需通过稳定财政投入、政策倾斜和资源调配，确保服务全覆盖与均等化。其二，养老、托育、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普惠性公共服务事关民生发展，对于减轻市民生活压力、提高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服务具有公益属性，但允许适度市场化运作，政府在此类服务中应发挥统筹协调作用，通过购买服务、公私合作等模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供给。其三，生活水平提高带来市民对美好生活的不同想象，形成对多元多层次生活性服务的需求，尤其是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这些服务属于市场化范畴，要通过支持市场和社会组织予以供给，政府着力搭建平台和创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应通过简化审批、降低准入门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

以服务型治理逻辑提升城市治理能力。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路径的底层逻辑是城市治理模式的转型。传统的城市工作重心是物理空间建设，城市治理以效率为目标利用行政工具进行科层化管理。新时期城市工作转向内涵式发展，宜居城市建设需要更加注重“治理投入”，这要求遵循服务型治理理念，以市民需求为导向，以满意为目标，寓服务于治理，以服务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其一，增强政府回应性，应依托智慧城市平台畅通表达渠道并整合数据，实现政府与市民的有效互动和服务的供需匹配。其二，发动市民广泛参与城市治理，应通过创新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形式，实现人民城市人民建。其三，推动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共治，构建党政机关、企业和社会组织有效协同的城市治理共同体，形成服务型治理的合力。

建设宜居城市是一项系统工程，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路径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在城镇化稳定发展期，只有通过需求精准识别、供给分类施策、治理能力升级，才能实现公共服务从“有”到“优”的跨越，真正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以数字化与人文关怀助推老幼共融城市社区建设

贺知菲，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生育政策的调整，充分发挥社区治理效能、满足老幼需求，是应对人口结构变化、推动构建老幼共融友好社会的重要支撑。《“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各地要统一规划养老、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制定“一老一小”等整体解决方案。因而，积极建设老幼共融社区，旨在通过提升社区的服务能力和整体品质，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和儿童在居住环境、公共服务、医疗健康、社会参与和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共同需求，切实减轻家庭照护负担，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

一是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秉承"老有所养,幼有善育"理念，持续推进老幼共融友好社区建设。老幼群体作为生命周期的两端,其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是全生命周期和谐发展的关键。"一老一小"基本公共服务,需要从生命周期的全龄化视角出发,设计代际融合的跨部门公共服务供给结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增加老幼融合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合理运用地域资源,科学布局社区老幼共生空间,积极打造老幼共融的城市友好型社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2019年至2024年，全国累计建设养老、托育等各类社区服务设施7.8万个。

二是以老幼需求为导向，科技助推资源整合，构建高效便捷的老幼共融社区。其一，“老幼共融”，优势在于资源整合，难点是平衡需求。因而，空间环境融合，切实要做好调研，以老幼需求为导向，对社区环境进行适老适幼同步改造，统筹布局活动场所与设施，保障社区出行和公共活动的安全、舒适与便捷。其二，以科技支撑为引擎，一方面推广智能化安全监护设备，增强居家环境的安全性、便捷性与适用性；另一方面，推进智慧社区建设，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积极探索社区医疗机构与养老、托育机构的深度融合，提供便捷的一站式健康服务，建立起覆盖老年人日常护理、康复治疗、儿童健康监测和预防保健等全生命周期的服务网络，满足居民不同阶段的健康和生活需求。

三是融合人文关怀，提升代际交流互动品质，增强老幼群体的归属感与社区认同感。一方面，社区要积极策划和开展具有社区特色的跨代际文化活动，如代际阅读会、文化传承沙龙、社区历史文化教育课堂等，激发老幼群体的精神共鸣与情感互动。另一方面，在深入挖掘社区文化资源之基础上，加强传统文化的社区化传播，促进老幼群体共同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形成老幼代际交流和互动的常态机制，营造和谐友爱、温馨融洽的社区氛围。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科技支撑与人文关怀的深度融合，是解锁城市社区老幼共建新局面的钥匙。目前，在老幼共融社区建设的广度、深度与居民的现实需求之间依然存在差距，需坚持从居民的实际需求出发，进一步以数字化为引擎，完善适老适幼社区环境、增强社区服务资源统筹力度、提升社区代际互动品质，推动老幼共融社区建设迈向高质量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周志波，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教研室教授

近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明确提出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推动城市工作高质量发展，必须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把各项部署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理念。城市是人民的城市，推动从“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转变发展理念。一是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供给。围绕教育、医疗、养老、托育、住房等重点领域，提升公共服务的可达性与便利性，推动基本服务均等化。探索15分钟便民生活圈、城市社区“完整社区”建设试点，让群众生活更便利。二是推动城市空间向人本导向转型。城市设计从“车本位”向“人本位”转型，增加步行街区、口袋公园、公共座椅等人性化设施，改善微空间品质。三是健全市民参与城市治理机制。拓展线上线下民主协商渠道，让居民在社区改造、公共设施布局等决策中有更多参与性，提升人民城市建设的归属感。

强化集约高效转变发展方式。注重城市内涵式发展，推动空间集约、资源节约和效率提升。一是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推进“多中心、网络化、组团式”城市布局，提升用地效率和功能混合度。大力发展主城都市区与城际铁路、轨道交通沿线区域，实现职住平衡与功能复合。二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方式转型。加强能源、建筑、交通等领域绿色转型，建设绿色建筑、低碳社区、海绵城市，推广绿色交通工具，实现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调统一。三是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智能化水平。加强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纵深推进“数字重庆”建设，加快推进城市管网、交通、物流等系统数字化转型。

注重特色发展转变发展动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发挥城市特色优势，构建多元支撑的产业与文化体系。一是突出创新引领增强城市竞争力。以科技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围绕我市“33618”产业规划，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鼓励主城都市区发展总部经济、创新经济，渝东北三峡库区和渝东南武陵山区发展专业化特色产业。二是加强历史文化传承与城市风貌塑造。深入挖掘城市文脉，保护历史街区、老建筑，建设具有文化辨识度和人文温度的城市空间。三是推动文旅融合激发消费潜能。打造夜间经济、文旅融合项目、沉浸式消费场景，建设城市消费新地标，提升城市活力与影响力。

聚焦风险治理转变工作重心。推动现代城市治理重心从“开发建设”向“运营管理”转变。一是加强城市运行精细化管理能力。结合“数字重庆”建设，完善城市运行“一网统管”体系，实现风险预警、智能调度、应急联动的高效协同。二是提升城市韧性和应急能力。加强城市防洪排涝、地质灾害、公共卫生等韧性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全周期风险管理机制，提升城市应对极端事件的能力。三是健全基层治理体系和服务功能。推进“街道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常态化，强化社区治理和服务供给能力，实现治理力量下沉、服务就近供给。

注重统筹协调转变工作方法。城市系统高度复杂，城市治理应更加注重系统观念和协同推进，确保政策协同、区域联动、部门共治。一是完善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推动规划与自然资源、城乡住房建设、交通、城市管理等部门协同规划、协同实施、协同监管，提升政策实施效能和城市整体运行效率。二是加强区域协调联动发展。积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展，推进成渝地区和市内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共建共享，实现人口、资源、产业的合理配置。三是建立全过程城市发展评估机制。构建涵盖规划制定、项目建设、后期管理的全过程绩效评估体系，强化实施导向，推动城市发展从“做大做强”向“做优做精”转变。

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工作

刘泽，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教研室讲师

城市更新作为提升民生福祉、激发城市活力的关键抓手，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关乎城市长远发展的系统工程，应积极通过构建可持续运营机制、适配性标准体系、文化赋能业态体系和全域协同发展体系，实现城市功能与品质的双提升，让城市更新真正成为惠民利民的民生工程。

一是构建多元共生的城市更新可持续运营体系。城市更新项目投资规模大、收益周期长，财政资金压力较大，市场化融资渠道不畅。坚持“留改拆”并举，推行微更新模式避免大拆大建。建立“政府引导基金+REITs+社会资本”的多元融资体系，探索“基础设施 REITs+城市更新”资产证券化模式，盘活存量资产。建立“更新+产业”捆绑开发机制，支持有实力有经验的运营方承诺导入特色产业资源并签订长期运营协议，通过产业增值实现长期收益。搭建公众参与平台，建立更新收益共享机制，让居民分享发展红利。

二是建立适配性强的城市更新标准监管体系。国家现行消防、配套设施等技术标准多针对新建建筑，历史建筑的结构和空间多具有独特性，应积极拓展标准的容纳维度，体现监管体系的差异化和多样性。推动制定和完善《城市更新技术导则》，针对历史建筑、老旧小区等场景，在消防、节能等领域明确替代性解决方案。推行“承诺制+备案制+事中事后监管”审批改革，分类建立保护修缮、功能提升、综合整治三类审批通道，避免“一刀切”无差别限制。加快推进《城市更新条例》立法，建立土地混合使用、产权分割等关键制度，为城市更新提供法治保障。

三是打造文化赋能的城市更新业态创新体系。充分挖掘城市更新项目的地方特色和文化价值，推动“文化要素——场景营造——消费转化” 价值链的一体建构。实施“文化资源普查+价值评估+业态转化”全链条开发，建立城市文化基因数据库。推行“文化IP+场景营造+数字技术”融合发展，培育非遗工坊、文化实验室等特色业态，限制连锁品牌比例，为本地特色品牌、非遗工坊留空间。设立文化创新基金，支持老字号跨界融合、传统技艺现代化转化，运用 AI、VR 等新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文化消费生态，提升文化体验的互动性与沉浸感。

四是构建全域统筹的城市更新协同发展体系。推动城市文旅项目建立资源共享、联动发展体系，协调实现文化主题互补、游览动线衔接畅通和营销组合效应，释放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推动成立城市更新规划委员会，强化统筹协调功能，实施“片区统筹+单元更新”的全域管控模式。编制跨区域更新协同规划，明确相邻片区的功能互补关系，优化交通路网衔接。成立区域性文旅联盟，搭建企业资源交互平台，推动景区、商业体、文创机构结成供应链联盟，实现推动景区、街区、场馆等资源联票共享，开发主题文旅线路。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统筹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资源布局，实现设施共建共享，提升区域综合服务效能。

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

吴振其，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教研室讲师

县城作为连接城乡的关键节点，是新时代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将“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作为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的重要抓手，对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推进这一进程，需立足分类施策逻辑，重点从民生服务、城市定位、统筹治理三个维度探索发展路径。

以人为本：构建精准适配的县城民生服务供给体系。“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指引下，县城民生服务供给需立足类型化特征精准施策。大城市周边县城承接人口与产业转移，应聚焦新市民融入，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破解住房保障、劳动就业、子女上学难等问题，强化与核心城市资源衔接。农产品主产区、部分生态功能区及资源性县城，因产业单一、城乡融合不充分、人口“流而不留”等共性问题，需统筹推进民生服务，一方面要强化普惠性服务供给，针对“一老一小”构建养老托育网络，破解公共服务全覆盖成本高、利用度低的难题。另一方面结合地域特色培育专业功能，农产品主产区延伸农业服务链条，生态功能区开发生态岗位并配套技能培训，资源性县城推动特色资源产业化，同时通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促进城乡要素流动。人口流失县城则应控制建设规模，加强养老、医疗等基础保障，通过区域合作机制弥补财力短板，避免“经营城市”导致的资源浪费。

科学定位：立足资源禀赋锚定县城发展方向。我国县城数量庞大且各具特色，地域环境与产业基础的差异，决定了发展需立足资源禀赋与功能定位，走差异化竞争之路。大城市周边县城应主动融入都市圈或城市群，承接核心城市非核心功能外溢，强化通勤衔接与功能互补，形成与中心城市协同发展的卫星节点。专业功能县城需深耕自身特色，聚焦优势产业培育细分领域竞争力，或依托独特资源发展特色经济。农产品主产区县城要以保障粮食安全为核心，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强化“县—镇—村”功能衔接。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需严守生态红线，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发展绿色低碳业态。人口流失县城应立足人口流动现实，控制开发规模，优化资源配置，将有限力量集中于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效能。这种分类推进既避免了“一刀切”的同质化发展，又能让各类县城在现代化城市体系中找到精准坐标，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治理协同：提升县城统筹治理能力。县城作为国家治理的“纽结”和基层治理的“针眼”，其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城市发展的根基。需立足分类推进原则，构建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系统性治理体系。一是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扩权强县，按“市县同权”原则下放管理权限，理顺省市县权责关系，为县城发展“松绑”，激活基层活力。二是强化跨区域协同，打破行政壁垒，推动都市圈县城与核心城市在规划、环保、公共服务等领域联动，贯通“上面千条线”。三是夯实城乡联动治理基础，以党建引领网格治理，整合政务、产业、民生资源，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四是创新治理方式，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进德治、法治、自治与智治相结合，建设精准高效的数字化治理网络。针对不同县城分类优化治理重心，通过差异化赋能，强化县城枢纽功能，全面提升城乡治理一体化水平，为新型城镇化筑牢制度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