廌会笔谈 |“大社工”时代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中的社会工作担当

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社会领域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深刻阐明了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根本原则、价值取向、发展方向、重点任务、基础保障等,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促进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2023年3月,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成立。2024年11月5日至6日,中央社会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2025年1月8日上午,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赴渝中区、江北区调研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强化数字赋能,加快完善“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不断夯实基层基础,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加快建设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示范区。

为回应“社会工作”发展的现实要求,积极融入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改革进程,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专业教师,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维度,围绕社会工作核心议题,聚焦司法社会工作、民族社区建设、AI与社工教育智能化、产教融合的“大社工”教育模式创新等主题开展深入探讨,以期为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

主持人语:

全面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是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的应有之义。要积极发挥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中的专业优势,提升城市共建共治共享水平。202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社会工作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日益形成满足市民多样化个性需求和解决具体民生问题的方法体系。特别是在打通城市治理“最后一公里”的创新实践中,社会工作承载起新的使命担当。

如何通过数字赋能提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水平?如何积聚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助力打造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示范区?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关涉社会工作的价值定位和服务能力跃升。本期“廌会笔谈”,我们邀请到校内社会工作专业的四位专业老师,围绕这些问题进行观点交锋,以期引发更多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杨莉,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法学博士(政治学专业),司法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天普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2019.8-2020.8)。研究兴趣涉及劳动政治、教育社会学、社区治理、青少年犯罪预防与治理等。

司法社会工作赋能家庭以有效处遇未成年人罪错行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的少年儿童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接班人和未来主力军”,少年强则国强。但目前我国少年儿童的发展情况不容乐观,尤其是留守和流动儿童,面临着显著的心理或行为问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显示,我国至少有3000万17岁以下儿童面临情绪或行为问题,约占儿童总量的1/10,农村儿童面临心理或行为问题的比重或更高;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4月16日发布的数据表明,2021-2023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的涉未成年人暴力案件中,被告人为留守儿童的案件占比为22.94%,被告人为单亲家庭的案件占比为6.95%。而2018年的司法大数据显示,2016-2017年全国法院审结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来自流动家庭、离异家庭、留守家庭、单亲家庭、再婚家庭的未成年年排名前五,充分说明家庭因素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影响巨大。但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显示,中国有36.4%的儿童不能与父母双方共同居住,原生家庭支持弱化。

斯坦伯格认为“青少年暴力没有单一原因,但如果有一个原因是所有其他原因背后的共同因素,那就是家庭功能失调。”同时,也有研究表明,对抗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最强有力的保护性因素是至少与一位支持性的成年人建立亲密关系。被成人照顾者无条件地接纳是身处高风险因素中的孩子发展出抗逆力的最重要因素,这个成年人可以是父母、老师,甚至可以是一位志愿者。这就成为司法社会工作者参与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处遇的充分依据,司法社会工作者可通过赋能家庭以提升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处遇有效性:司法社会工作者既能采用专业手法干预罪错未成年人的家庭以提升其家庭功能,又可链接资源以弥补其不完整的家庭结构,进而从加强家庭监管和提升家庭支持方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再犯。

一方面,司法社会工作者可采用循证家庭治疗方法来干预罪错未成年人的家庭,通过赋能家庭以提升其功能。一些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是由于父母对孩子的忽视、缺乏监管或无效又严厉的规训等教养方式不当或亲子沟通不良引起的,针对家庭功能的失调,无法靠强制性的“家庭教育指导令”或精神健康培训式的“亲职教育”来改善,而要以“项目”形式实施。应由受过专业家庭治疗训练的司法社工深入到家庭的真实生活情境中,观察家庭互动,诊断家庭问题,教授并练习亲子沟通技能、冲突处理技巧和问题解决方法等,变忽视或指责型监管为支持型关爱。

另一方面,针对结构不完整的家庭,父母缺位无法履行教养职能,可由司法社工链接资源招募并培训志愿者以代替父母起到监管和支持作用。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循证矫正研究和实践发现,由志愿家庭或志愿者个人对罪错未成年人进行辅导和陪伴,可有效降低未成年人的再犯率。例如,被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蓝图计划”列为能有效矫正罪错未成年人的替代性家庭干预项目是复合治疗照顾中心,通过在社区招募志愿家庭,让罪错未成年人在一个治疗性环境中跟寄养家庭的父母一起生活,训练志愿家庭给孩子提供结构化的行为管理,同时对这些孩子的原生家庭提供家庭治疗。除此之外,还可通过招募志愿者个人的方式,为罪错未成年人提供个人辅导(Individual Mentoring)。个人辅导是通过一对一的正面榜样作用来提升有犯罪风险青少年的能力与功能、进而预防犯罪的干预手法。例如,美国最大的个人性辅导机构“大哥哥大姐姐”采用由志愿者与未成年人结对、提供一对一导师服务的方式来矫正罪错未成年人的行为,被循证矫正研究证明为有效的干预手法。我国可发动社区中的“五老”志愿者或优秀未成年人志愿者,为未成年人提供友谊、情感支持和正面引导,避免其处于脱管状态,同时通过一对一的正面榜样作用教会罪错未成年人以亲社会行为替代反社会行为。

张丽梅,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人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2018.02-2019.02),教育部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资助获得者。研究兴趣涉及人类学民族学历史与理论、民族志方法、社区治理、民族事务治理。

发挥社会工作专业力量  加强民族互嵌社区建设

2024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准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快建设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在当前超大城市治理背景下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应该发挥好社会工作作为“服务提供者”“关系协调者”“资源链接者”的作用,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在公共服务、文化浸润、教育引导等方面多维施策,持续夯实民族互嵌社区治理的社会和心理基础,最终汇聚成各族群众自觉行动的磅礴力量。

做好“服务提供者”,夯实社会基础。协同多方主体,助力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优化多民族互嵌的社区环境,营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区氛围。一要助力民生实事解决,在居住环境、扶贫济困、就业创业、教育培训、语言文字等重点领域提供精细化服务,持续优化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环境;二要助力各族居民交往交流交融平台搭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社会工作室、社区食堂、市民学校、业主群等载体,全面拓展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交往空间;三要助力社区治理数字化转型,稳步提高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智慧水平。

做好“关系协调者”,凝聚心理共识。聚焦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各民族优秀文化,挖掘节庆、民俗、地域、赛事等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搭建各族群众有效沟通的桥梁,在有形有感有效的文化浸润中不断凝聚心理共识。一要在增进共同性的方向上加深社区文化底蕴,将“礼义”“仁爱”“和合”“慈孝”“诚信”“耕读”“诗书”等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等融入建筑景观和公共设施,挖掘各民族共有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二要在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原则下盘活社区特色资源,打造社区文化名片,强化共同体意识;三要拓展文化浸润平台和载体,建立民族图书室、民族文化活动室、民族文化体验区、线上文化空间等,以常态化活动开展增强筑牢实效。

做好“资源链接者”,汇聚行动力量。链接各方资源,引导居民参与,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民族互嵌社区治理共同体,推动各族群众将共同体意识从认知、情感转换为现实行为。一要聚力社区教育,因地因事因时因人制宜,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族理论与政策、“四个与共”“五个认同”等入脑入心;二要聚力协商共治,用好学校—社区—家庭协同育人平台,推动社区主人翁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认知、情感到行为的转变,引导各族群众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共建社区各族群众共有精神家园;三要聚力志愿服务,发挥优秀志愿者的带动作用,培育更多社区治理与社会服务的践行者、倡导者和传播者,将各族群众微小道德实践的涓涓细水汇聚成全社会志愿服务的滚滚洪流,共筑基层治理新格局。

李春南,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社会学系副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社会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兴趣涉及社会学理论,发展社会学和贫困地区发展,基层社会治理。

AI与社会工作教育的融合:应对超大城市治理复杂性的新路径

人工智能(AI)技术的迅猛发展正重塑社会的运行模式,特别是在教育与治理领域。社会工作作为超大城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模式面临着多元化与智能化的转型挑战。在社会工作教育中,AI的引入不仅提升了教学效率,还为解决超大城市治理中的复杂问题提供了数据驱动的科学支持。本文通过分析人工智能与社会工作教育的深度融合机制,探讨了新技术在培养社会工作者应对超大城市治理复杂性中的作用,并剖析了其面临的挑战与发展路径。

超大城市集聚了高度密集的人口与资源,其治理涉及多重领域,如公共卫生、社区发展、移民管理与社会救助等。这些问题具有高度的系统性与多样性,例如如何协调快速增长的人口流动与资源分配、如何解决基层冲突等,均需要社会工作者具备跨学科知识与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工作教育在这一背景下需满足以下关键需求:结合AI技术提升学生对复杂案例的分析与解决能力,通过AI培养学生的技术技能并保留社会工作中对人文价值的深刻理解,动态适应超大城市快速变化的治理挑战。

AI技术通过大数据分析与机器学习,能够为社会工作教育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例如,AI驱动的学习管理系统可根据学生的知识基础、学习速度与兴趣偏好,动态调整教学计划,推荐最适合的学习资源,确保学生在应对超大城市治理的复杂性时具备精准的知识储备。超大城市治理中的社会工作问题往往涉及多源数据的整合与分析。AI通过自然语言处理与图像识别技术,可对复杂案例进行模式识别与动态预测。例如,在研究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案例中,AI可以分析历史数据与实时反馈,为学生提供多维度的决策支持工具。

AI赋能的虚拟现实(VR)技术正在改变社会工作教育的实践模式。通过模拟超大城市治理中的真实场景(如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或多元背景的居民对话),学生可以在虚拟环境中获得沉浸式实践体验,从而有效提升跨文化沟通与应急管理能力。同时,AI系统可以对学生在复杂任务中的表现进行实时监测与分析。通过分析学生的决策路径与行为模式,AI能够为其提供数据驱动的反馈,帮助学生明确自身的优势与需改进的领域。

AI推动了社会工作教育从传统的静态知识传递向动态知识生产的转变。例如,通过大数据与知识图谱技术,学生可以实时了解全球范围内超大城市治理的最佳实践,并将其本地化应用到具体的治理情境中。社会工作教育与AI技术的结合推动了社会科学与计算科学的深度交叉。例如,通过与心理学、数据科学的结合,社会工作学生可以掌握情绪识别、社会网络分析等跨学科技能,从而更好地应对超大城市治理中的复杂问题。此外,AI技术的应用降低了教育资源分配的壁垒,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生提供了更多接受高质量社会工作教育的机会。例如,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多语言课程平台能够帮助不同语言背景的学生获得平等的学习机会。

AI的应用伴随着伦理挑战,包括隐私保护、算法偏见与数据安全等问题。社会工作教育应制定伦理规范,确保AI工具的公平性与透明性。AI在教学中的广泛应用要求教师从传统知识传递者转型为教学设计者与技术整合者。教育机构需为教师提供持续的技术培训与能力支持,帮助其在新技术环境下发挥最大价值。尽管AI可以提升学生的技术能力,但教育设计需注重保护与培养学生的情感共情能力,确保其能够在人本主义框架下运用技术。

在超大城市治理的背景下,社会工作教育的未来将以技术与人文的深度融合为核心。通过合理运用AI技术,可以在提升学生技能的同时,保留社会工作的伦理核心与人文关怀。在具体实践中,未来的社会工作教育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开发场景化教育工具,结合AI与虚拟仿真技术,为学生提供场景化、定制化的学习体验;推动教育生态的开放共享,通过开放资源与跨学科合作,构建一个多元包容的社会工作教育生态;构建动态适应的课程体系,基于AI的实时反馈机制,设计能够动态适应社会需求的教育课程,确保社会工作者在复杂的超大城市治理中保持竞争力。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为社会工作教育开辟了全新的研究与实践领域。在超大城市治理的复杂背景下,AI通过其强大的数据分析与智能决策能力,可以显著提升社会工作教育的深度与广度。然而,AI的应用也需要面对技术与伦理的双重挑战。通过平衡技术创新与人文价值,未来的社会工作教育可以实现对超大城市治理复杂性的全面应对,为全球社会发展提供可持续的智慧路径。

刘莉,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社会学系主任,北京大学法学(社会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社会工作专业负责人,美国埃默里大学访问学者(2013.09-2014.09),英国斯特灵大学访问学者(2022.12-2023.11),研究兴趣为法律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未成年人犯罪与司法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教育。

社会工作“5+N”产教融合创新实践

社会工作专业的课程设置与教学环节围绕实践教学开展,但发现:学生对工作场域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对实践领域的规范缺乏从宏观到微观的感知;工作能力很大程度上没能通过实践教学得到提升。究其原因,存在教学体系机制不健全;产教融合机制不完善;配套教学制度和教学设施缺乏;学生有“空心化”现象,内驱力不足等因素。以上可以归结为普通高校专业化人才培养的“两张皮”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教研队伍探索产教融合的“5+N”大社工教育模式。在“大社工”背景下从需求出发,要以建构一个体系、推动两大转变、激发三种力量为目标,通过一体设计、两大平台、三向供给、四维拓展、五链融合的具体实施来实现学、教、产的循环发展与共赢共享。过程中高校与行业企业主动合作,搭建行业共同体和智慧平台,与实践部门多方协同人才培养,回应行业与社会需求,以学科融合和专业特色为出发点服务区域发展。

社工教育理念回应“大社工”时代需求。一是“大社工”教育改革的时代使命。2023年3月,中央社会工作部成立,转隶后的社会工作可称为“大社会工作”,简称“大社工”。大社工之“大”,表现在站位高、层次多、辐射广、能力强等方面;新时代对社会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职业训练和行业发展都面临新的挑战。因此,在人才培养的教育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形式、教学方法、教育媒介等方面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回应这些挑战和变化是新时代社工教育者的使命。二是“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时代召唤。近年来,中央不断强调超大城市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新时代的超大城市治理,既讲究效度,也追求温度”,要求,“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社会工作教育的本土化同时也要回应这样的时代需求。因此,“5+N”大社工教育模式的创新改革从“崇尚知识的学术领域”与“看重能力的专业领域”之间互动的教学理念为出发点,借助社会工作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智慧产教融合平台,与政府、社会部门、产业行业紧密互嵌互动,共同推动教学模式的整体变革。根本目标在于充分发挥专业特色,激发学生的内驱力、应变力和创造力,使其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服务国家与社会。

“5+N”一体化的产教融合教育模式,从重塑人才培养、创新教育模式、重构课程体系的角度回应时代需求与挑战。通过教-学-产形成一个闭环的一体设计,借助行业共同体和智慧系统两大平台,实现课堂教学、行业实践、迭代更新的三向供给和教学、研究、技术、服务的四维拓展,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加规范链的五链融合,达成多专业、多场景、多部门、多路径、多行业的人才共育共享。积极推动两大转变:学生从“不切实际的期待”到“应对挑战的自信”;行业企业从“人才的雇佣者”到“教育的参与人”。同时激发学生的内驱力、适应力、创造力三种力量为代表的全面能力提升,最终实现一个体系自洽运行。同时,打造行业共同体和智慧融合平台。我校加入的“全国智慧社工产教融合共同体”,由社会工作龙头企业和高水平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牵头联合行业组织、学校、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等共同组建的,跨区域汇聚产教资源,能够有效促进产教布局高度匹配、服务高效对接、支撑全行业发展的产教融合新型组织形态。我校为该共同体的理事单位。在课程教学中广泛应用的“社会工作TPR智慧产教融合平台”(TPR:教学(teaching)-实践(practice)-研究(research))回应高校、政府、行业组织、机构的多元应用需求,不但获得了虚拟仿真的技术支持,而且获得行业资源、实践基地、关系网络的支持。

社工“5+N”产教融合模式已取得初步成效和创新成果。一是以行业共同体为平台,拓宽产教融合产业链、人才链。借助共同体平台,高校能链接更多行业组织和政府、社会部门,借助其提供的实践场所、资源、机会等,打开人才培养、行业企业增效、高质量服务社会的共赢局面。二是以TPR智慧平台为媒介,提升产教融合数字化、创新链。围绕“司法社会工作”和“社会治理”的专业特色与政府、市场、社会部门紧密合作,多主体共同开展产教融合创新实践。三是四链融合基础上增加“规范链”。在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基础上,在课程设计和讲授过程中特别关注法规、政策、党内条例、行业标准的融入与实践,兼顾习俗、情理、义礼等非正式规范,建构规范链,为学生进入实践场域打下融合基础。四是以课程为抓手,夯实教育链。以《社会治理与社区发展》课程为例,作为“社会实践一流培育课程”“新文科创新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改革”等目标课程探索和实践产教融合,围绕本课程,5年间获得2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和多项教学改革项目支持;获得教学成果奖1项、教学团队1项,与合作企业和机构合作的项目、行业竞赛,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7项。合作的扩展项目、课题和成果超过10项,科研论文、教材和著作10余篇(部)。五是一体化设计,精细化实施。产学融合理念贯穿教育模式、课程体系、课程设计。通盘设计和构建产教融合的教育体系,沟通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在课程实施的具体环节体现产教融合的创新性。